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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澎湃新闻·私家历史(lìshǐ)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(píngtái)合作，推出“抗战回望”系列，选取抗战期间的(de)报纸、图书、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，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，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(jūnmín)的精神与生活。 本文介绍(jièshào)《各县巡视(xúnshì)工作报告》一书，一方面展现抗战初期阎锡山与中共合作抗日(kàngrì)的一个侧面，另一方面部分还原当时山西各地方政权的工作实态。 《各县巡视工作报告》一书由由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编印，出版时间不详(bùxiáng)，不过根据内容大致可推断这(zhè)本书出版于1939年。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，也简称战动总会、战委会(wěihuì)(wěihuì)、动委会等。 随着华北局势(júshì)的(de)不断紧张，阎锡山逐渐认识到和中共(zhōnggòng)合作的必要性，他曾指出：“我们是立在三个鸡蛋上(shàng)跳舞，哪一个鸡蛋也不能踩破(pò)。”正因为阎锡山政权处于国民党、共产党、日军三方势力的夹缝中，故其(gùqí)因应于现实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自身的政治策略。抗日战争(kàngrìzhànzhēng)全面爆发以后，阎锡山政权的生存空间大幅度受到压缩(yāsuō)，毛泽东即指出阎锡山等华北军政人物“做法完全脱离民众，挫败之后失去胜心，整个华北战线酝酿(yùnniàng)着极大危机”。于是，在牺盟会、新军之后，又一个阎锡山与中共合作的产物——战动总会于1937年成立了。1939年，因阎共关系紧张，战动总会宣告结束。 战动总会的(de)成员由各省政府(zhèngfǔ)代表、各战地军队代表、各有关民众团体代表组成。其中，续范亭（因其身份相对(xiāngduì)较中立，故为双方共同接受(jiēshòu)）任战动总会主任委员，中共方面(fāngmiàn)，则有邓小平、彭雪枫、南汉宸、程子华等人任(rénrèn)战动总会委员。刘少奇认为，战动总会类似救国会(jiùguóhuì)，“是战争动员机关，是团结群众参加与援助抗战的机关，也是游击战争的准备机关、组织机关和领导机关”。具体而言，战动总会的任务如下： 运送和(hé)招待伤病人员。 组织(zǔzhī)战地的侦察敌情、封锁消息、战地准备。 由此可见，战动总会的(de)主要任务在于武装斗争与发动群众方面，而本文介绍的这本书亦是以巡视各县(gèxiàn)的地方武装等工作为主。接下来(jiēxiàlái)，就让我们通过其中对(duì)地方武装的巡视报告来一窥抗战初期山西的动员实态。 这次巡视工作的(de)范围包括保德、河曲、偏关、神池、宁武、崞县、朔县、五寨等晋西北八县。在一开头，该书即称(jíchēng)“本集内载着地方驻军情况以及(yǐjí)我们工作同志的姓名，为了对工作情况更明确的了解，这是完全必要的，但阅读(yuèdú)本集的同志务希特别保守秘密”。此外，该书为油印出版，行文(xíngwén)多有不通顺(tōngshùn)之处，同时夹杂部分山西方言，其中部分历史人物的人名与今天一般通行的人名有出入，不过这些基本上不影响阅读，反而体现出这份史料(shǐliào)区别(qūbié)于一般铅印并规范出版而传播更广的史料，具有相当高的价值。 作者巡视完八县的自卫队(zìwèiduì)编组、工作(gōngzuò)情况后，认为八县中五寨工作最好，朔县、保德次之，以河曲最坏。具体而言，五寨县自卫队合计有3379名(míng)自卫队员，稍为次之的朔县自卫队大约有6998人，保德县自卫队合计有3632人，其人数占全县壮丁的三分之二。至于最差(zuìchà)的河曲县(héqūxiàn)自卫队，其工作现在则还(hái)没有开始，只有了(le)一个计划而已。不过，仅仅从自卫队的人数来看，并不足以反映各县(gèxiàn)办理地方武装的好坏，有必要分析各县自卫队的具体工作情况、环境与巡视者本身的个人思想。 就每个(měigè)县地方武装的领导者来看，可以看出一些端倪。该书在总结中指出，各县武装部长(wǔzhuāngbùzhǎng)关系(guānxì)自卫队工作很大，如河曲、偏关武装部长未确定，自卫队工作故而没有开展。回到上述那四个县，五寨县(wǔzhàixiàn)战动会武装部部长曾在马占山部工作，而其副部长魏怀礼，则为“八路军代表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魏怀礼同时任中共五寨县委书记(shūjì)（后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，建国后历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委、组织部长、中共陕西省委常委、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、中共陕西省委监察委员会(wěiyuánhuì)书记等(děng)职）。稍为次之的朔(shuò)县，其战动会(qízhàndònghuì)武装部部长侯(hóu)绍贵（一名侯建华）亦为八路军所派出，同时任中共朔县委书记（建国后任湖南、四川两省的地质局副局长、省委委员等职）。 保德县该书未指出具体的领导干部，至于河曲县战动会武装部部长则是由(yóu)当地阎锡山所属部队担任，常常随之更换，同时武装部内又(yòu)没有干事负责(fùzé)自卫队(zìwèiduì)的工作。更重要(yào)的是，从前该县征兵是采取硬拉硬派的方式，但却以组织自卫队相号召。到真正要来组织自卫队时，老百姓自然认为还是欺骗他们去当正规军。由此可见，仅就这四县而言，由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确乎要比其他势力(shìlì)领导的地方武装成绩要好。 除了该书认为开展较好的五寨县、朔县以外(yǐwài)，宁武县与神池县的战动会武装部部长皆为八路军一二(yīèr)〇师派出的干部。宁武县的地方武装才(cái)刚刚开始组建，自然无法比较(bǐjiào)，而(ér)神池县的地方武装表面上来看亦(yì)开展较好，但是该书指出，该县(gāixiàn)自卫队的十七名中(zhōng)队长（每主村一个，当时山西有单独一个村庄组成一个行政村的，也有数个村庄组成一个行政村的，其中主要的村庄为主村，附属的村庄为附村）中，农民很(hěn)少，大部分是知识分子(zhīshífènzǐ)和小学教员。该书认为他们工作热情不够，自己不参加自卫队的训练工作，只是检查小队长的训练工作。故而对这些人应该要建立很好的巡视检查制度，在检查工作的过程中，对于不堪造就的干部应不客气地加以淘汰。 神池县的(de)这(zhè)一缺点未必不是事实，不过这里对成分的强调与对知识分子相对的不够信任(xìnrèn)，同时并反映(fǎnyìng)出了这份报告撰写者(zhě)自身的中共背景。该书撰写者的这一背景，是否会使之在评述各县地方武装工作时偏袒由八路军领导的一方呢？如上所述(rúshàngsuǒshù)，开展工作最好(hǎo)的五寨县战动会武装部部长并非八路军，而另外由八路军领导的宁武县(níngwǔxiàn)与神池县也并非工作开展较好的县份，故而这一可能性较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战动总会作为中共与阎锡山合作抗日(kàngrì)的组织，事实上“同党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”，“党的机关隐蔽在战动总会和各级动委会之内(zhīnèi)，许多县、区党的书记就是县、区动委会主任或组织部长。”前述魏怀礼、侯绍贵二人即可作为这一说法很好的注脚。 组织(zǔzhī)机构方面，每个县自卫队(zìwèiduì)各有(yǒu)(yǒu)一定差异。保德县自卫队的小队长由队员中选举，大部分是(shì)农民，退伍军人占少数。各区战动会武装部长则差不多都是兼职工作，影响工作的开展。神池县(shénchíxiàn)自卫队则分成青年队（16-25岁）、壮丁队（25-35岁）、担架队(dānjiàduì)（35-45岁）。其中，每村有二十(èrshí)副担架，锄奸工作方面，主村有锄奸队员10-15人，附村有锄奸队员3人。朔县自卫队分为4个支队（区）、18个大队（新主村）、49个中队（旧主村），其所有(suǒyǒu)干部中，脱产干部共计139个，可见队伍的庞大。五寨县自卫队则分为3个大队（区）、17个中队（主村）、55个小队、257个分队，担架队则有1570名队员，417付担架。此外(cǐwài)，该书认为各县基本都没有把会议、报告、巡视等制度(zhìdù)很好的建立起来。 偏关抗日游击(yóujī)根据地略图 工作(gōngzuò)与训练(xùnliàn)方面，保德县自卫队的放哨制度瓦解，其日常训练中，军事与政治(zhèngzhì)两方面的训练不能联系起(qǐ)来，而太偏重军事方面。偏关县自卫队，则由县战动会武装部干事下乡整理自卫队的组织，同时训练自卫队，但是因为是流动性的（每村(měicūn)住一天），事实上起的作用并不大(bìngbùdà)。全县每个角落都有自卫队的空架子，但只有两个村子进行(jìnxíng)过训练的工作。并同样重视了军事，忽视了政治。神池县自卫队每星期训练一次，为时一天，然而该书认为时间太长，而以二、三小时为宜。 朔县(shuòxiàn)自卫队以村为单位进行(jìnxíng)训练，每三天(sāntiān)一次，每次一小时，早为军事，晚为政治(zhèngzhì)(zhèngzhì)。中队（旧主村）十天集训一次，大队（新主村）半个月检阅一次。每个月县战动会武装部工作员(yuán)下乡一次。工作方面，比较突出的是，经过自卫队干部的政治说服，他们曾用四天的工夫便(biàn)使150名逃兵归回原队，1939年8月初(yuèchū)则运送伤兵166名。五寨县战动会武装部干事每月下乡视察工作，训练是以小队为单位，五天一次，每次两小时，军事、政治各半，每星期中队（主村）集训一次。崞县自卫队，则在训练方面缺少军事教材。 五寨县自卫队武器(wǔqì)清单 经费与武器(wǔqì)方面，神池县自卫队(zìwèiduì)，县政府以未接到命令为由(yóu)，未发给自卫队干事津贴。宁武县自卫队在制造武器方面，由战动会(zhàndònghuì)负责搜集烂铁，工钱则(zé)由区公所负责。五寨县自卫队，则由村战动会、村公所负责制造梭镖，村战动会负责向富户筹措武器制造经费，自卫队的其他经费则由县政府负责。崞(guō)县自卫队的武器制造经费由区公所担负。由此可见，就这几个县份而言，战动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尚属融洽并(bìng)密切，不过，战动会工作的开展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密切程度各地之间仍然(réngrán)有一定的差异，由此自然进一步影响到了各地地方武装的组建。 《民族革命战争战地(zhàndì)总动员(dòngyuán)委员会(wěiyuánhuì)工作纲领》指出：“举凡在战地动员委员会管辖之下的各县区村一切战时动员工作，统由各级动员委员会负责实现，各级政府应积极协助，不得阻抗或破坏。”“凡一切与战地动员工作有关之事件，各县政府、区公所、村公所应服从(fúcóng)战地动员委员会之规定(guīdìng)。”就此而言，各级政府理应支持战动会的工作，但是在现实中(zhōng)多少会出现一些插曲。 据薄一波回忆，“到1938年初，山西全省的(de)105个县中，有70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干部充任，其中绝大多数为共产党员”。仅就上述几个(jǐgè)县来说，崞县的县长本由阎锡山派出，后为动委会、牺盟会发动群众运动所赶走，并(bìng)替换上了中共一方的县长。此外，宁武县、五寨县其时(qíshí)的县长则并非共产党员，而忠于阎锡山政权，但是(shì)战动会(zhàndònghuì)(zhàndònghuì)与这两个县的地方政府关系仍属融洽。这一方面离不开中共对县长的统战工作，另一方面即便阎锡山派出的县长不与战动会合作，战动会也可通过(tōngguò)掌握基层的区、村政权进而将其架空。这两个县份尚且(shàngqiě)如此，遑论其他。故而，战动会在地方上基本上(jīběnshàng)是一种比较(bǐjiào)强势的存在——程子华甚至指出，战动总会作为半政权性质的机构，“实际上代替了政权工作”。 《民族革命战(zhàn)(zhàn)争战地(zhàndì)总动员委员会工作纲领》亦规定各地驻军不得妨碍战动会的工作——“战区各部队得在总计划之下向各级战委会提出要求，但不得干涉动员事务。”“战地各军应给各级动员委员会以(yǐ)各种必要之帮助。”“战地各军队如对各级战委会的工作有意见时(shí)，应通知各该地的上级动员委员会或呈报司令长官行营改变或纠正之，不得擅自干涉。”但是，与前述战动会与地方政府(zhèngfǔ)的关系相比，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只会出现更多(duō)的偏差。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以前，晋西北各县的政权多数在阎锡山手中，并且亦有相当数量的驻军(zhùjūn)，如五寨、宁武、保德、偏关一带即驻有何柱国(hézhùguó)的部队，在数量上则大大超过八路军(bālùjūn)驻在晋西北各县的部队。该书指出，偏关县此时驻扎的骑二军（军长何柱国）军纪(jūnjì)较坏，使得当地民不聊生。尽管该地战动会的工作人员配备较强，但(dàn)因军队骚扰，工作不易开展(kāizhǎn)。 这(zhè)尽管亦(yì)折射(zhéshè)了战时国军的军地关系、军政关系，不过在抽象的军地关系背后，起主导作用的应当是阎锡山政权无法接受其他(qítā)势力对自身权益的侵占，亦即本质上是派系冲突。于是，战动会自然也将随着阎共关系的恶化而走向终结。阎锡山与中共经历了这三四年的合作(hézuò)后，孰胜孰负(fù)，以及一方获利、另一方得不偿失的理由，多少也能从这本书中找到答案了。 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，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(xiàzài)“澎湃新闻”APP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