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战回望29︱《朝鲜义勇队通讯》:参加中国抗战,领导朝鲜革命
抗战回望29︱《朝鲜义勇队通讯》:参加中国抗战,领导朝鲜革命
抗战回望29︱《朝鲜义勇队通讯》:参加中国抗战,领导朝鲜革命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(shìjièfǎnfǎxīsīzhànzhēng)胜利80周年,澎湃新闻·私家历史与(yǔ)抗战(kàngzhàn)文献数据平台(píngtái)合作,推出“抗战回望”系列,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、图书、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,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,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。
中国与朝鲜是近邻,两国有着源远流长的(de)(de)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交流的历史。同时,近代以来(yǐlái),中国与朝鲜同时遭受了日本的侵略,并在一定程度(chéngdù)上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。《马关条约》使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(yánzhòng),朝鲜则走向了被日本殖民的深渊;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国民政府也得以公开支持朝鲜人民的抗日斗争。中国与朝鲜抗日斗争的关系,近年来随着(suízhe)有关(yǒuguān)(yǒuguān)影视(如韩国电影《暗杀》、《密探》)的上映逐渐为公众所熟知(shúzhī),但是中国在政府层面对朝鲜独立的支持,则需要进一步推介。本文将介绍有关朝鲜义勇队的几份史料:《朝鲜义勇队通讯》、《朝鲜问题特辑》。
《朝鲜(cháoxiān)(cháoxiān)义勇队(yìyǒngduì)通讯》(后改名《朝鲜义勇队》),系朝鲜义勇队的(de)机关刊物,现存前四十二期(一般认为1942年4月出版的第四十二期为停刊号,同年5月朝鲜义勇队也的确与韩国光复军(jūn)合并)。《朝鲜问题特辑》为“朝鲜义勇队丛书”的第一种(该丛书目前仅见两种,第二种为《现阶段朝鲜社会和朝鲜革命运动》),是由《朝鲜义勇队通讯》上刊载的六篇文章汇集(huìjí)而成。
1937年(nián)以前,中国对朝鲜(cháoxiān)抗日斗争的援助尚处于(chǔyú)非公开状态,主要由国民党中央党部与(yǔ)力行社(shè)负责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国民政府公开支援朝鲜抗日斗争。1938年10月,朝鲜民族革命党与其他党派合作,在武汉创立朝鲜义勇队,由金若山(金元凤)出任队长(duìzhǎng),直接参与中国抗战,并受国民政府领导。这一支抗日队伍的建立与发展,离不开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帮助。
关于朝鲜(cháoxiān)义勇队的自我定位与宗旨,指导委员(wěiyuán)金奎光指出:“本队的基本任务是两(liǎng)方面的:即一方面积极参加中国抗战,和中国战士们携手并肩(xiéshǒubìngjiān),与敌作战,在他方面要号召二千三百万朝鲜民族,发展全民族的反日革命暴动,以协助(xiézhù)支持中国的抗战,同时争取朝鲜民族的自身解放。”
《朝鲜义勇队通讯》作为朝鲜义勇队的机关刊物,主要报道该部(gāibù)的工作事迹(shìjì),包括作战、宣传、策反、情报等方面,同时亦有不少相关的文艺作品(wényìzuòpǐn)。
第十四期的《游击干训班受训记》是朝鲜义勇队中一个(yígè)在该干训班受训的干部(gànbù)所写,缕述干训班的生活、训练等方面情况,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对朝鲜抗日干部的培养,更反映了当时中国军队的一些具体面貌(miànmào),如干训班中八路军干部受到的欢迎(huānyíng)以及游击干部训练与民运工作的结合(jiéhé)等。
第十五期金若山在(zài)《我们参加(cānjiā)中国抗战的意义——致(zhì)本队前线同志书》一文中强调朝鲜义勇队在中国战场作战的意义,并将其与未来解放朝鲜的事业相统一,他说:“我们现在直接(zhíjiē)参加中国的抗战,在我们朝鲜革命的立场上看来是与在朝鲜国内进行群众斗争(qúnzhòngdòuzhēng)同样重要(zhòngyào)的意义,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毫不重视国内民众的反日斗争,相反的,我们应尽可能力量发动和坚持这个斗争,并与这个斗争密切连系起来。”
金若山此言,并非无的(de)放矢。《新华日报》曾刊载《论朝鲜(cháoxiān)义勇队在朝鲜革命运动中的地位——纠正两种(liǎngzhǒng)错误的认识》,该文批评部分人认为“朝鲜义勇队是参加中国(zhōngguó)抗战之单纯的国际性的义勇队,属于中国政府的,没有政治独立性的非属于韩国政府的民众团体,是非武装的一种政治宣传的团体。所以它对于朝鲜民族(mínzú)之解放(jiěfàng)没有负着直接的任务,也不能代表朝鲜民族。所以他们积极主张在中国国内除了现有的朝鲜义勇队之外,应该(yīnggāi)另成立韩国光复军(jūn),可以与朝鲜义勇队并存,他们认为韩国光复军是朝鲜政府的军队,是一个国家政府的基本(jīběn)的国军”。
金若山显然是针对这种观点而发出上述号召的(de)。事实上,《朝鲜义勇队通讯》上经常有号召团结与思考如(rú)何实现统一的文章登出。即如郭沫若后来在(zài)《洪波曲》中所说:“在思想上可能相当复杂。这是朝鲜朋友们的通病,他们的小党派很多,平常总是很不容易统一。”朝鲜的抗日志士们中间固然党派斗争(dòuzhēng)、意识形态斗争很多,但是作为(wèi)一直寻求独立(dúlì)的朝鲜民族来说,在没有受到国际共产主义(gòngchǎnzhǔyì)感召的前提下(xià),大韩民国临时政府(韩国独立党)一派认为朝鲜义勇队是为他人作嫁衣裳,而需另成立属于自己的正式武装,韩国光复军并非全无道理。
同时,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呈蒋介石(jiǎngjièshí)称“朝鲜义勇队分子复杂,多数队员竟投入共党队伍亦系事实,年来(lái)朝鲜同志间之(zhī)意志(yìzhì)不能集中,未能促其团结与统一者,实被左倾分子利用所致”。国民党对该部(gāibù)亲共的猜忌与疑惧使得国民党推动朝鲜义勇队与韩国光复军合并。
于是,由于在华(huá)朝鲜人士的(de)分裂以及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,朝鲜义勇队除了一部改名朝鲜义勇军(yìyǒngjūn)北上与八路军协同抗日外,不得不与韩国光复军合并。就朝鲜义勇队的例子来说,朝鲜的近现代历史(lìshǐ)离不开大国政治与本身高昂的民族主义(mínzúzhǔyì)。但总而言之,无论是朝鲜民族革命党还是韩国独立党(dúlìdǎng),以及无论国共,都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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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(shìjièfǎnfǎxīsīzhànzhēng)胜利80周年,澎湃新闻·私家历史与(yǔ)抗战(kàngzhàn)文献数据平台(píngtái)合作,推出“抗战回望”系列,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、图书、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,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,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。
中国与朝鲜是近邻,两国有着源远流长的(de)(de)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交流的历史。同时,近代以来(yǐlái),中国与朝鲜同时遭受了日本的侵略,并在一定程度(chéngdù)上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。《马关条约》使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(yánzhòng),朝鲜则走向了被日本殖民的深渊;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国民政府也得以公开支持朝鲜人民的抗日斗争。中国与朝鲜抗日斗争的关系,近年来随着(suízhe)有关(yǒuguān)(yǒuguān)影视(如韩国电影《暗杀》、《密探》)的上映逐渐为公众所熟知(shúzhī),但是中国在政府层面对朝鲜独立的支持,则需要进一步推介。本文将介绍有关朝鲜义勇队的几份史料:《朝鲜义勇队通讯》、《朝鲜问题特辑》。
《朝鲜(cháoxiān)(cháoxiān)义勇队(yìyǒngduì)通讯》(后改名《朝鲜义勇队》),系朝鲜义勇队的(de)机关刊物,现存前四十二期(一般认为1942年4月出版的第四十二期为停刊号,同年5月朝鲜义勇队也的确与韩国光复军(jūn)合并)。《朝鲜问题特辑》为“朝鲜义勇队丛书”的第一种(该丛书目前仅见两种,第二种为《现阶段朝鲜社会和朝鲜革命运动》),是由《朝鲜义勇队通讯》上刊载的六篇文章汇集(huìjí)而成。
1937年(nián)以前,中国对朝鲜(cháoxiān)抗日斗争的援助尚处于(chǔyú)非公开状态,主要由国民党中央党部与(yǔ)力行社(shè)负责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国民政府公开支援朝鲜抗日斗争。1938年10月,朝鲜民族革命党与其他党派合作,在武汉创立朝鲜义勇队,由金若山(金元凤)出任队长(duìzhǎng),直接参与中国抗战,并受国民政府领导。这一支抗日队伍的建立与发展,离不开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帮助。
关于朝鲜(cháoxiān)义勇队的自我定位与宗旨,指导委员(wěiyuán)金奎光指出:“本队的基本任务是两(liǎng)方面的:即一方面积极参加中国抗战,和中国战士们携手并肩(xiéshǒubìngjiān),与敌作战,在他方面要号召二千三百万朝鲜民族,发展全民族的反日革命暴动,以协助(xiézhù)支持中国的抗战,同时争取朝鲜民族的自身解放。”
《朝鲜义勇队通讯》作为朝鲜义勇队的机关刊物,主要报道该部(gāibù)的工作事迹(shìjì),包括作战、宣传、策反、情报等方面,同时亦有不少相关的文艺作品(wényìzuòpǐn)。
第十四期的《游击干训班受训记》是朝鲜义勇队中一个(yígè)在该干训班受训的干部(gànbù)所写,缕述干训班的生活、训练等方面情况,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对朝鲜抗日干部的培养,更反映了当时中国军队的一些具体面貌(miànmào),如干训班中八路军干部受到的欢迎(huānyíng)以及游击干部训练与民运工作的结合(jiéhé)等。
第十五期金若山在(zài)《我们参加(cānjiā)中国抗战的意义——致(zhì)本队前线同志书》一文中强调朝鲜义勇队在中国战场作战的意义,并将其与未来解放朝鲜的事业相统一,他说:“我们现在直接(zhíjiē)参加中国的抗战,在我们朝鲜革命的立场上看来是与在朝鲜国内进行群众斗争(qúnzhòngdòuzhēng)同样重要(zhòngyào)的意义,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毫不重视国内民众的反日斗争,相反的,我们应尽可能力量发动和坚持这个斗争,并与这个斗争密切连系起来。”
金若山此言,并非无的(de)放矢。《新华日报》曾刊载《论朝鲜(cháoxiān)义勇队在朝鲜革命运动中的地位——纠正两种(liǎngzhǒng)错误的认识》,该文批评部分人认为“朝鲜义勇队是参加中国(zhōngguó)抗战之单纯的国际性的义勇队,属于中国政府的,没有政治独立性的非属于韩国政府的民众团体,是非武装的一种政治宣传的团体。所以它对于朝鲜民族(mínzú)之解放(jiěfàng)没有负着直接的任务,也不能代表朝鲜民族。所以他们积极主张在中国国内除了现有的朝鲜义勇队之外,应该(yīnggāi)另成立韩国光复军(jūn),可以与朝鲜义勇队并存,他们认为韩国光复军是朝鲜政府的军队,是一个国家政府的基本(jīběn)的国军”。
金若山显然是针对这种观点而发出上述号召的(de)。事实上,《朝鲜义勇队通讯》上经常有号召团结与思考如(rú)何实现统一的文章登出。即如郭沫若后来在(zài)《洪波曲》中所说:“在思想上可能相当复杂。这是朝鲜朋友们的通病,他们的小党派很多,平常总是很不容易统一。”朝鲜的抗日志士们中间固然党派斗争(dòuzhēng)、意识形态斗争很多,但是作为(wèi)一直寻求独立(dúlì)的朝鲜民族来说,在没有受到国际共产主义(gòngchǎnzhǔyì)感召的前提下(xià),大韩民国临时政府(韩国独立党)一派认为朝鲜义勇队是为他人作嫁衣裳,而需另成立属于自己的正式武装,韩国光复军并非全无道理。
同时,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呈蒋介石(jiǎngjièshí)称“朝鲜义勇队分子复杂,多数队员竟投入共党队伍亦系事实,年来(lái)朝鲜同志间之(zhī)意志(yìzhì)不能集中,未能促其团结与统一者,实被左倾分子利用所致”。国民党对该部(gāibù)亲共的猜忌与疑惧使得国民党推动朝鲜义勇队与韩国光复军合并。
于是,由于在华(huá)朝鲜人士的(de)分裂以及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,朝鲜义勇队除了一部改名朝鲜义勇军(yìyǒngjūn)北上与八路军协同抗日外,不得不与韩国光复军合并。就朝鲜义勇队的例子来说,朝鲜的近现代历史(lìshǐ)离不开大国政治与本身高昂的民族主义(mínzúzhǔyì)。但总而言之,无论是朝鲜民族革命党还是韩国独立党(dúlìdǎng),以及无论国共,都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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